六姨住在台北，孑然一身，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。

  　  我对她的印象，大多是靠母亲的回忆，因为在我们这一辈人出生之前，六姨就已经离开了大陆。先是到香港，后来到美国、加拿大，最后定居在台湾。直至1979年，她才第一次辗转从海外回大陆探亲。

  　  六姨比母亲年长，当年是北平辅仁大学的高才生。一口流利的英语，给她远离家乡的北美洲生活带来方便。

  　  六姨个性很强，不像母亲那么好脾气，那么随和。从1979年起，六姨每年回一次北京，当初每每回来，总是感觉北京“不方便”。

 　   也是，那个时候，大陆刚刚回归经济建设的轨道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。六姨回来，要冲凉洗澡，家里没有淋浴房；要上街，似乎没有什么计程车；进了商店人挤人，售货员小姐的脸又总是拉得长长的。回到家里，母亲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难得做出可口的饭菜。这个时候六姨就会说，她在香港、在台湾生活如何如何方便，话语间隐含着不满和抱怨……

    　由此，母亲每年盼六姨回来又怕六姨回来，那份心情是很难耐的。盼六姨回来，是因为母亲就六姨这么一个亲姐妹了，且二人都年事已高；怕六姨回来，是无奈自己当时所能拥有的现实生活条件。

　　大陆人生活品质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。90年代中后期各方面的条件就越来越好：住宅装修得越来越漂亮、舒适，家家都早已装上了淋浴器；电话可以随时直播海外；出门一挥手，计程车就会抢着停在你身边；有私家车的人也不乏其数；燕沙、贵友、赛特这样的现代化商场，一点儿也不比香港、台湾的购物中心逊色。家里像我们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个个也算事业有成，节假日，全家人聚餐饭店酒楼，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　　我多么希望六姨能与我们同享这一切！可令人遗憾的是，1994年，六姨因为一次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，从此再没有回过北京。她没有感受到90年代后，大陆人开始逐渐所拥有的生活内容，更想象不出现在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儿，留在她记忆里的，大概依旧是“不方便”几个字。

　　1995年秋天，是我第一次造访台湾。母亲苦思冥想地为六姨准备礼物，最后还是依我的主意，带给六姨一件漂亮的真丝披肩。

　　10月末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下榻在台北福华饭店。电话拨通，没想到六姨的住处离我只有十几分钟步行的路程。访问日程排的很紧，在台北的几日只有一个上午十点钟以前有空暇，我答应六姨就在这个早晨去看她。

　　毕竟那是初到台北，路不熟，那么近，竟然还是走错了，我急出一身汗。
 

　　台北复兴南路148巷深处有一幢三层的小楼，六姨就住在这里。当时，六姨身穿那件回北京时穿过的蓝白格短衫，一条过膝的裙子，看上去清瘦了许多，最大的变化是腿有点儿瘸，手里拄上了一根拐杖。居室的陈设简单朴素但很整洁，款待我的是一杯解暑的清茶和一盘可爱的红红的小番茄，虽已是13年前的往事，我却至今记忆忧新。我拿出那块绣着百合花的紫色真丝披肩，六姨很是喜欢，一再说:“这是很贵得吧！”

　　说心里话，那次见六姨之前，我一心想把当时我们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告诉她，想让她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方便，多丰富，多美好！想改变她对北京的印象。可是，见到六姨我什么也没说。

　　那个秋天，在台北告别的时候，六姨让我把两瓶维他命E胶丸和两盒凤梨酥带给母亲，说她恐怕是再也回不去北京了。她拄着拐杖，送我到小楼门口，虔诚地说：“我每天都会为你祈祷，天主会保佑你！”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一酸，眼泪险些掉下来。从巷子深处走出，我几步一回头，望见六姨颤颤巍巍地拄杖站在台阶上，时不时向我沉重地挥一挥手，我觉得她那么年迈，那么孤单，那么需要亲人在身边。那一刻，我心底生出一份对六姨的深深的爱意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总是在心中挂记着那只身一人在台北的六姨。

　　转眼间时光又过去六年。2001年初夏，又是台北，又是福华饭店，又是复兴南路的那条小巷，引导我再一次见到更加年迈的六姨。六年间，母亲已经去了，　　看着我们为母亲扫墓的照片，六姨没有眼泪，只是痴痴地望着……

　　忽然，六姨抬起头，眼睛里流动着一种我以前不曾见过的神情。她用柔弱但充满兴致的语气问我：“听说，北京变了？上海也变了？”我点点头。六姨的嘴角颤动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像是高兴，又像是悲伤。接着她又喃喃地说：“我辅仁的同学，夫妇俩回大陆去了，他们看到大陆跟过去大不一样了！……”

 冬 艳   2008年9月于台北